“1968年9月25日傍晚，老刘，观礼请柬送到了，你得准备军装！”爱人冯岩推开书房门，把那张烫金卡片递过来。刘西元抬眼黄金炒股配资网，愣了两秒，轻声回了一句：“得穿得正式一些。”
他没有想到，自己会被点名登上天安门城楼。周总理在最后审阅名单时，亲手添上了“刘西元”三个字。外人不清楚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：接连数年风雨飘摇，今日终于露出缝隙里的阳光。
第二天，他早早起来，把那套新制的将官军服来回比对。肩章、领花、腰带，全都打理得平平整整；胸前勋表的位置，他斟酌了好几遍。冯岩笑他拘谨，他却认真回答：“城楼上站着的是军队，不是我个人。”
10月1日上午，城楼上秋风微凉。周总理在人群中瞧见他，微微点头示意。刘西元敬礼，眼中有难掩的激动。这一幕，仅仅几分钟，却像发令枪，把他的记忆重新拉回十八年前的鸭绿江畔。
时间拨回1950年10月8日。中央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38军政委刘西元接到入朝命令。他与梁兴初军长一道，率部星夜北上。临行前，他给干部作动员：“军威、国威，全压在这一步，谁也别松劲。”
先遣队在满浦落脚三小时后再度出发，直扑狗岘岭军械库。途中，敌机低空扫射，汽车被炸得七零八落。官兵改为夜行军，踩着新下的薄雪翻山越岭。第二天凌晨抢占仓库，成功转移大批装备——这批装备后来在德川战役中派上了大用场。
首战熙川却因情报误判拖了后腿。112师报告“发现美军黑人团”，导致进攻延迟。战机飞走，彭德怀在大榆洞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：“下次再慢，把番号摘了！”梁兴初脸涨得通红，回去就向刘西元低声说：“骂我行，骂38军不行。”刘西元轻拍椅背：“骂的不是人，是问题。先揭盖子，才能上火。”
三天后，38军党委扩大会连夜开到凌晨。除了检讨，各级把能想到的细节全摆在桌面：行军速度、夜间联络、空地协同，一项项重新梳理。会上没人喊口号，却真刀真枪地找原因。气氛凝重，谁也不肯退缩。
第二阶段攻德川。梁兴初、刘西元抢在作战会议前找到韩先楚，自告奋勇单独吃下南朝鲜第七师。韩老总半信半疑：“把话说满，责任可大。”刘西元只回三个字：“请放心。”最终采用“分扇面、分割、内外夹攻”的打法：113师打南门，112师堵西北，114师正面牵制。先遣纵队混入敌后炸桥，六十架飞机掩护也无济于事。德川一合围，敌军顾问甚至没来得及收收音机，就被捆进战俘营。毛主席电文里用了“捷”字，38军自此有了“万岁军”的外号。
1951年3月，刘西元回京汇报。车停中南海西门，他还没来得及整装，毛主席就伸手握住他：“你太瘦，要补补身子！”谈到战场近战、夜战的妙处时，毛主席笑道：“抓住敌弱点，就是上策。”四个多小时的谈话，他一句没敢走神。回朝鲜后，他将毛主席的嘱托做成宣传板，架在前沿指挥所旁，战士路过随手就能看到。
战争结束后，组织让他转向青年工作。有人说堂堂38军政委去带共青团是“大材小用”。刘西元的回答简单：“革命后继有人同样要打仗，只是战场在学校、在车间、在实验室。”1955年授衔仪式，他才39岁，是最年轻的中将之一。那天，他没有上台多讲话，只把奖章交给秘书先放好：“留着给孩子们看，比挂胸口体面。”
进入60年代，他明显感觉到精力跟不上。向中央递了三次申请，才获准调离团中央。1968年之前，他几乎被事务搅得透不过气，家里书法也搁下多年。观礼请柬像一道闸门，终于让久压的情绪得到释放。他在城楼上看到熟面孔，也捕捉到陌生而年轻的脸。他小声感叹：“好嘛，又一茬接力的人。”
观礼结束的宴会上，周总理握着他的手笑道：“西元同志，好久不见。”只这一句，他心里便踏实了。多年后的回忆里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总理那天什么都没问，只一句‘好久不见’，已经把一切都说尽。”
1969年调兰州军区、后转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，他主要抓干部培养。性子急，开会批笔记，常常红笔勾线写一行大字：思路要清楚、为兵着想。年轻参谋暗里打趣：“红笔一出，谁都不敢偷懒。”
1983年底，中央军委批准他离职休养。离开办公室的第一周，他把以前没写完的回忆稿翻出来，又练字又查资料。老战友来访，茶泡三次仍茶味十足，聊得最多还是打仗。有一次他说：“枪声听多了，才知道静下来写字多难。”
晚年，他常自掏腰包给贫困地区中学寄书法条幅，上款写“自强不息”，落款却只写“老刘”。有人问缘由，他说：“靠名头吸引眼球的字没劲，孩子不认得我，但能认得笔画里那点劲头。”
2003年7月14日，他在南京医院病榻上拉住老伴的手，轻声叮嘱：“别给我搞隆重，简单就好。”当年的军服早就收藏进箱，可那枚胸徽依然擦得锃亮。对于刘西元来说，从天安门城楼那一刻起，人生的最高礼遇都已至，剩下的，是平静。
回味1968那身笔挺军装，他曾打趣：“穿好一点，穿给谁看？其实是穿给自己看，让自己记住，走到人生哪一步，都别忘了当兵的样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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