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初夏，王玉龄端起茶杯笑问：“粟刚兵请我吃饭？行啊温州股票配资，军人何必结仇。”话音一落，客厅里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。
那时的她已77岁，住在上海儿子家里，窗外梧桐叶新绿。江面吹来的潮湿风夹着汽笛声，提醒她自己终于彻底落脚在大陆，而这一刻的闲谈，比起半个世纪前的枪林弹雨，显得格外平和。
时间往回拨。1928年，她出生在长沙书香门第，父亲研究古籍，母亲弹得一手好古琴。独女身份让她从小“饭来张口”，却也养成了倔强脾气——家里越是保护，她越想自己做主。
1945年夏，抗战胜利。17岁的她坐三天火车从贵阳回长沙，“长街灯火好像全为我点亮”，她在日记里这样写。几周后，经好友介绍遇到张灵甫。对方一米八，皮靴锃亮，说话带北方口音。她后来回忆：“那天我就觉得，这个人像舞台中央的探照灯。”
母亲反对，理由很实际：年龄差二十五岁，军人职业凶险。可少女的决定一旦拍板就难再更改。程潜当介绍人，上海金门饭店的婚礼铺张得像场新闻。她记得最清楚的，是张灵甫在飞檐下递给她一朵栀子花，香味浓烈，几乎盖过了军号声。
新婚生活短暂而绚烂。张灵甫担任南京警备司令，两人泛舟秦淮。夫妇合写那首四句小诗，她总觉得自己那两句不如他写得豪迈，可张灵甫偏赞她“韵脚圆”。甜蜜才刚发酵，1947年调令把他推向苏北前线。临行前，他把一把小手枪塞进她手里，低声说：“真到绝境，你带着它。”那支枪，她辗转保存了多年，却未曾扣动扳机。
孟良崮一役，子弹声在山谷里回荡，29岁的张灵甫再也没有回来。关于他是拒降被击毙还是自尽，至今仍争论不断，她只说一句：“他那脾气，认定的事就不会回头。”19岁的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，穿过满城白布招魂幡，心里一阵空白——这是她最不愿追忆的画面。
1948年底，她随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登船去了台湾。船舷上风大，她的发梢被吹得打结。岛上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体面，抚恤金少得可怜，她就靠教英文补贴家用。夜深了，母亲常叹气：“灵甫若在，哪至于此。”她不吭声，翻开英语词典，硬是把“debit、credit”背得滚瓜烂熟。
三年后，她考进纽约大学会计系，自费留学。异国都市霓虹闪烁，她白天读书、晚上端盘子，肩上既要养家，又要守住某种尊严。不得不说，这段经历让她彻底独立。与此同时，两岸局势渐缓，1973年周恩来总理批示，她得以回长沙探亲。火车沿京广线一路南下，车窗外棉田连绵，她第一次感到生死与政治间其实还有“乡愁”这个柔软词汇。
1997年，69岁的她决定带94岁高龄的母亲回长沙养老。母亲一句“叶落归根”让她放下美国公寓的钥匙。搬家那天恰逢湘江涨水，老人在轮椅上反复念叨“好像回到三十年代”。儿子张道宇则继续留在上海经商。王玉龄挽着母亲的手臂，心里默默盘算：自己也许终会在故土落脚。
2003年，母亲去世。丧事办得简单，只在家祠挂上旧照。亲友来吊唁，有人小声议论张灵甫的往事，她没有阻止——历史本就众说纷纭，她只求一个“安”字。
两年后，她搬到上海，与儿子同住。城市节奏快，晚饭后散步到武康路，她偶尔抬头看梧桐剪影，会突然想起年轻时的南京。就在这个时期，粟裕之侄粟刚兵想借聚餐聊一聊往事。怕尴尬，对方先托共同朋友打探。那位朋友转达：“他担心您介意。”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答复。
她愿意赴约，不为别的，只因她把战争视作职业行为。她常说：“那一辈将领，无论穿哪种制服，本质都是服从命令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冷，但在她看来正是理解恩怨的钥匙。席间，她与粟刚兵只聊家常，很少提战史。餐后各自道别，她回去翻出一本旧影集，里面夹着张灵甫写给她的诗稿。纸页微黄，字迹锋利，她叹了口气，却没有落泪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她的心态也影响了周围人。上海一些退役老兵得知消息，专程上门拜访，她总微笑着说：“我不懂战略，只懂过日子。”简短一句，倒让来客放下了紧绷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她仍抱怨命运，恐怕许多跨越阵营的对话都不会发生。
晚年，她坚持自己买菜、煲汤，偶尔用英语和小孙子聊天。媒体写稿喜欢用“将门寡妇”“乱世佳人”这样的辞藻，她笑而不语。有人问她对历史是何态度，她抬手比了个水平线：“清楚就好，别陷进去。”这一比划，比千言万语更有力。
至今，她依然住在那栋临街老公寓，客厅墙上没有丈夫的军装照，只有一家三口的彩色合影。问起是否后悔当年一见钟情，她说：“不后悔，人生没得重来。”短短十个字，将半生风雨、跨洋漂泊、阵营更替，一并收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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